2019中国传统音乐高层论坛系列讲座发言(二)

 12月7日下午14点,“中国传统音乐高层论坛”在我校行政中心北楼302会议继续进行,吴修林、钱建明、吴凡、胡亮、林晨、陈燕婷、施咏、陈宗花、胡晓东、戚化怡、余亚飞、栗建伟十二位专家围绕主题展开发言。



第一场发言由陈吉风主持,张君仁点评。



 吴修林在《从历史的非遗品牌到当代的艺术形态与文化传播————“刘海砍樵”艺术现象探析艺术现象探析》发言中提出,历史长河中形成的非遗品牌在成为传世经典的同时,也在社会变迁的洗礼中丰富着她的文化多样性和时代变迁性。湖湘文化经典之民间故事“刘海砍樵”正是传统和当代对话交融中最为显性的代表范式,从传统的历史到当代的传播,彰显着活态传承的典范意义。



 钱建明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异化”与回归——兼及民族管弦乐创作思维的社会语境与文化身份》发言中提出,本文视域中的“异化”,系指音乐事象的主体对象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派生或分裂出某种旁支或对立面,形成一种外在的或异己的力量,从而自主或不同程度依托他者,为该主体对象带来新的社会动力及其文化认同的一种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之内在动力和规律紧密相关的民族管弦乐创作思维历程,通过多样性音乐实践与理论探索所带来的学术争鸣与舞台艺术,以及互为前提、共同进步的“二元”协同,在各个阶段衍生出了的不同的思想聚焦和音乐文化场景。就此而言,无论从相关文化的主位还是客位之视角探究民族管弦乐这一主体对象,其学术视野下的思想观和艺术观的逐渐“回归”,并非相关领域人们在“异化”遇阻后回到音乐事象的“原点”的简单重启,而是相关领域人们经过主客观条件转化及各种矛盾冲突之后,立足文化反思与身份认知的一次又一次更加深远的理论探索与前景展望。



 吴凡在《回探历史的温度——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教育的区域建构》发言中提出,回望20世纪,中国音乐学家们在为了完善中国传统音乐学科体系、建构中国传统音乐话语而砥砺前行。璀璨星空,不胜枚举。这一批带有强烈时代烙印和青木关特色的世纪学者,多数集中在学术圈的核心区域就职,部分散落于各大音乐学院。后者不仅同样对于学科建设立下卓越功绩,为理论体系的中国化进程提供丰富和鲜活的实证个案;同时,亦为学科架构的全国布局和梯队建设付出了数倍努力。在研究中,相较于前者的高度聚焦,在21世纪当下的回首中,后者理应得到学术界的再次凝眸。笔者仅以任职于武汉音乐学院的音乐巨擘——中国民歌研究领域的杨匡民先生和中国戏曲音乐研究领域的刘正维先生为代表,回探20世纪后半叶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教育的区域建构。



 胡亮在《回顾与思考解蔽与探索——新时期中国笛乐作品创作的思考》发言中从“文革”结束以后到至今的四十余年时间中,中国笛乐艺术进入到发展的全新时期,与中国笛乐艺术发展的其他时期相比,新时期的中国笛乐艺术无论是在艺术表演形式、演奏艺术风格、教育教学等方面,均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并逐渐摆脱了传统笛乐的“南”、“北”派别之分。然而,在演奏、教学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有关新时期笛乐创作的理论研究却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如何对近四十余年来中国笛乐作品创作的特征及审美观念的嬗变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剖析已经成为民族器乐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基于以上的认识,报告将对近四十年以来中国笛乐作品创作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期和艺术特征的研究,以期解析中国笛乐作品创作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引起学界对新时期中国笛乐作品创作领域的关注,为相关理论研究提供可资参考的依据。



 林晨在《实践为本融汇中西:杨荫浏《琴荟》研究》发言中,1947年11月至1950年,杨荫浏将记谱以及译谱的琴曲集为《琴荟》五卷,其中第一卷修改后于1956年由音乐出版社出版,更名为《古琴曲汇编》。本文通过对《琴荟》的内容、记谱方式与特点、特别是《琴荟》第一卷与第五卷中的修改痕迹的研究,探讨杨荫浏对琴乐的理解,及其琴乐观念的变迁。



 陈燕婷在《南音研究70年》发言中,据知网检索,南音研究文论的发表,2003年是一个节点,与泉州启动南音申遗工程有很大关系。在此之前,每年发表的标题中含有“南音”一词的相关文章可以个计数。之后呈迂回上升的趋势,2016年前后达到最高点,一年发表的论文约70余篇。涉及当代南音的保护与传承研究、南音改革创新研究、南音历史研究、南音乐器乐人研究、南音仪式研究、南音形态研究、南音记谱法研究、南音音律研究等诸多领域。除此之外,许多有分量的南音书籍、谱集陆续出版。回望南音发展及研究的历程,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是“官方”在起着积极作用:1960年成立专业南音乐团、1981年开始举办国际南音大会唱、1984年成立中国南音学会、1990年开始推进南音进课堂活动、2003年启动申遗工程、2003年有了南音方向本科生培养、2009年申遗成功、2011年成立泉州南音学院,并首招南音专业硕士……



第二场发言由刘桂腾主持,钱建明点评



 施咏在《谈汉族民歌音乐分析中母题学方法的运用——以《走绛州》《槐花几时开》《摘石榴》为例》发言中,本文旨在对民歌表现题材进行类型化的主题学(theme)、母题学(motif)分类研究。由《槐花几时开》《摘石榴》《走绛州》三首民歌个案生发,扩及其共同文学母题、或音乐主题相维系的民歌群。探析相关母题、题材在不同地区的共性、差异及其文化成因。其中,《走绛州》及其归属的“扁担母题”民歌体现了不同地区音乐形态与文化特征的差异;“一树槐”系列以及由此派生的以(柳、椿、桑、桃)树等其它民间崇拜的草木种类起兴的同母题意象的“民歌群”,其所涉及的诸多乔木意象也都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寓意与独立的人格象征意义而彰显其文化属性。《摘石榴》之“采摘母题”“石榴母题”民歌也因不同的民俗背景而形成不同的叙事方式与句式类型。



 陈宗花在《革命生活论: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音乐艺术家培养经验的启示与意义》发言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培养革命艺术家成为革命宣传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在音乐活动领域,宣传主管部门指导革命音乐艺术家严格遵循“延安经验”,即以“革命生活论”的理论、实践路径为中心的音乐艺术家培养方式,以思想改造为核心,以民间为师,以民众生活为师,在火热的革命生活中达到政治观念与艺术水平的真正提升。



 戚化怡在《贵州苗族仪式音乐的文化模式及其传播》发言中,仪式是人类社会诞生之初就存在的一种古老的文化活动,而在多种多样的文化体系中,群体性的仪式活动几乎都伴随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由此而诞生的仪式音乐也成了音乐艺术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更是民族音乐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本文在对贵州苗族的仪式音乐探究基础上,分析了贵州苗族仪式音乐的人文内涵、文化模式及其在当代社会环境下的传承与发展。伴随着经济开发,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面临着生存困境,多种因素杂糅给研究贵州苗族仪式音乐带来一定困难。全面、立体地保护、传承和发展苗族仪式音乐文化要注重其多元性、生活性、历史性和现实性,一方面深入实地进行考察和研究,对仪式音乐的种类、乐谱、乐器、演奏方法以及文字、音符、音响资料进行搜集分类。另一方面要从多元化角度对仪式音乐进行研究和分析,结合人类学、社会学、音乐研究等多学科知识,从横向方面探究贵州苗族仪式音乐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模式,探究仪式音乐背后的象征意义和符号功能,从而更深入地发掘贵州苗族仪式音乐的风格特征和人文内涵。



 余亚飞在《建构·同构·解构·重构----以信天游经典化流传的探析为中心》发言中,就陕北民歌而言,其经典是一个逐步生成的过程。信天游“经典化”即信天游经典的日渐形成。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信天游经典的生成是诸种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结合而成。但归根结底,都是有其本质性的音乐形态、音乐内容、音乐审美的经典化特征贯穿其中。按其历史性的发展而言,基本上体现为信天游经典建构期、信天游经典同构期、信天游经典解构期、信天游经典重构期等阶段。它从继承传统到变化出新、从满足不同时期的需求到沉淀并反思个体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



 栗建伟在《再造传统——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土类吹奏乐器的代表嘉鱼呜嘟研究(节录)》发言中提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土类吹奏乐器发展背景下,梳理嘉鱼呜嘟从泥哨玩具变成正规乐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陈名诗、游柏樵、毕寅生等做出不同贡献。在呜嘟发展史中存在两个传统,一个是千百年来簰洲湾乡民自发随意捏制的泥哨“叫叽儿”,另一个是毕寅生改良后确立的正规乐器。该文又从全国共性角度论述传统是如何形成的、一个人如何创造一个新传统这一问题。最终认为,呜嘟具有介于泥哨与现代陶笛的中间状态性质,从而使这一过程典型地再现中国土类吹奏乐器如何从泥哨层累演变为正规乐器的历史性进程。